遵義會議

會議 | 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 會議 。是在紅軍 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這次會議是 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 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

這次會議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 馬克思主義 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會議背景

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干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占領遵義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遵義會議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云 (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 莫斯科中山大學 、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遵義會議會址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 (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 黎平會議 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 (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

劉伯承 (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舊址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 (1907年—1971年) 紅一軍團 軍團長。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 (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 (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

遵義會議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 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 中央蘇區 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

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會議經過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 王稼祥 、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 張聞天 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 朱德 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會議內容

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 遵義會議的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 常委

(2)指定 洛甫 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 三人團 ”,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

《決議》主要內容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于“1935年2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沖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干部中群眾中關于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會址簡介

遵義會議會址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個建筑分主樓、跨院兩個部分。主樓為中西合璧,臨街有八間鋪面房,當年為房主經營醬醋及顏料紙張。鋪面居中有一小牌樓,檐下懸掛著毛澤東1964年11月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字的黑漆金匾(此為毛澤東為全國革命紀念地唯一的題字)。街面房連接主樓與跨院之間有一座青磚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藍瓷鑲嵌著“慰廬”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篤”二字。遵義會議會址主樓坐北朝南,一樓一底,為曲尺形,磚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小青瓦。樓房有抱廈一圈,樓頂有一老虎窗。樓層有走廊上,可以憑眺四圍蒼翠挺拔的群山,指點昔日紅軍二占遵義時與敵軍鏖戰地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諸峰。會址主樓上下的門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鑲嵌彩色玻璃。緊挨主樓的跨院純為木結構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基本介紹

石永言

近讀花城出版社《 隨筆 》2001年第一期黨史研究員何方先生“讀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職務”一文,頗受啟發,獲益匪淺。這篇近兩萬字的長文,對1984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與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對遵義會議的若干問題深入研究之后發表的“調查報告”中的部分問題,提出置疑。自從公布了這份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之后,過去對遵義會議眾說紛紜的一些問題,便由此定論下來,不再各說各的,莫衷一是。自然成為黨史研究者寫作這方面的論文依據。何方先生以非常充分的論據,指出“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獲,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并如此,有點令人失望。”我十分贊賞何方先生的膽識與嚴謹的治學精神,對如何科學地來對待黨史這門學科,提出自己獨到精辟的見解。

何方先生的文章,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遵義會議的若干問題,是否就如“調查報告”所定論那樣?文章重點“讀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職務”,不同意“調查報告”中的提法。據我長期對遵義會議若干問題的研究,認為遵義會議的出席者,亦并非只有“調查報告”中的20 位,還遺漏了兩位,茲分別論述如下。

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自遵義會議紀念館建立以來,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50年代,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里,將董必武、林伯渠二位革命元勛列為出席者,并掛出他們的照片,但沒有鄧小平同志。同時也將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列為出席者。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與翻譯伍修權未列其中。當時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是18 人。這個陳列的依據是1957 年3 月6 日遵義會議紀念館第一任館長孔憲權帶著資料員國瑞臻赴北京訪問楊尚昆所獲得的歷史資料。這18 人是: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陳云、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凱豐、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劉伯承、董振堂。楊尚昆還特別談到,董振堂在會議快結束時,才到場。離遵義會議召開22 年之后,楊尚昆的這個回憶,基本是準確的,因為他畢竟是參加者。只是將董老與林老誤記成與會人員。由于李德是外國人,我們黨的這次會議,楊尚昆同志沒有提到他,完全可以理解。而翻譯伍修權,也就自然沒提及了。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里,楊尚昆同志提供的遵義會議與會人員18 人的照片,陳列展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有人提出董老與林老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 經遵義會議紀念館致函董必武辦公室查詢,回復是沒有參加。根據有關的歷史資料,也查出林老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這樣,遵義會議的與會人員,便由18 人減為16 人。

1958 年11 月,鄧小平來到遵義,在遵義會議會議室向陪同人員談到他出席這次會議的情況,并指出他具體的坐位。事隔幾年,遵義會議紀念館便將小平列為此次會議的參加者。文化大革命來了,造反派又將鄧小平從遵義會議會議室開除出去。此次會議的與會者又由17 人變為16人。

1984 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為弄清遵義會議的若干問題,對究竟哪些人員出席過此次會議? 作進一步深入的調查研究。除查閱有關的歷史檔案外,還訪問了遵義會議的參加者如楊尚昆、李卓然、陳云、伍修權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 鄧穎超 、劉英( 張聞天夫人) 等,其目的主要是要他( 她) 們證實鄧小平是否出席過這次會議? 以及回憶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一些其他問題。這樣,小平同志與會的問題得到證實。于是1984 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公布的《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里,出席這次會議的正好是20 人。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張聞天、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李德、伍修權。

“調查報告”公布的名單里,沒有董振堂,其理由是,董振堂是會議快要完了才來到,依據當然是楊尚昆的回憶。其實,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之初,遵義會議紀念館工作人員在北京采訪李卓然談到,1935 年1 月,他在遵義城看到過董振堂并有董振堂與會的印象。李卓然的這次回憶,在“調查報告”之先。筆者以為,董振堂雖然是會議后期才臨會,但他畢竟是一個軍團的主要負責人( 五軍團軍團長),而當時的中央紅軍僅有四個軍團( 一、三、五、九),一、三軍團各有2 人與會( 林、聶、彭、楊) 難道五軍團就只讓政委參加( 李卓然),軍團長董振堂可能因有特殊任務未能及時趕到,遲到了就可不計? 須知,這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要擴大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參加,聽聽這些高級指揮員在左 傾冒險主義錯誤軍事路線下給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以便進一步揭批左傾領導者的錯誤。雖然與會的陳云是五軍團的中央代表,但陳云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出席這次會議的

出席這次會議的九軍團代表,根據“調查報告”只有九軍團的中央代表凱豐一人。而凱豐實際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出席這次會議的,又兼及代表九軍團。出席這次會議的九軍團還有一位代表——九軍團黨委委員尹自勇。這樣,九軍團就有了兩位代表。

據1954 年6 月25 日凱豐給尹自勇親屬寫信談到,紅軍攻克遵義城后,周副主席電知凱豐、蔡樹藩( 九軍團政委) 、羅炳輝( 九軍團軍團長) 務須14 日趕到遵義城開會。當時九軍團擔負長征主力部隊后衛任務,分駐湄潭一帶。在軍情瞬息萬變的緊急情況下,為確保駐遵主力安全計,九軍團主要領導開會研究,蔡樹藩、羅炳輝留下,著尹自勇隨凱豐趕赴遵義城開會。

凱豐在這封信里還談到,遵義會議后,何長工來九軍團接替蔡樹藩任政委,王首道接替凱豐任中央代表。當時的歷史是這樣的: 凱豐在遵義會議上替博古辯護,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缺乏認識,于是黨中央便決定停止他的九軍團中央代表之職。一直到紅軍二渡赤水之前,在云南扎西基于他對錯誤有所認識,才決定恢復他的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

為什么遵義會議的研究者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委員會對遵義會議的參加者 尹自勇 會遺漏呢? 筆者認為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提到尹自勇出席這次會議的凱豐辭世較早,他在給尹自勇的親屬寫信的第二年,即1955 年便病故于北京。以后的研究者,無從對他進行采訪。

其次尹自勇犧牲較早,他的革命經歷幾乎被滄桑的歷史所湮沒。這里,不得不將他的履歷作一簡單介紹。

尹自勇原名貞金,字界基,1914 年生,江西永新西鄉灌沖村人。1930 年底參加紅軍,在紅軍學校畢業后任紅三軍軍部警衛連連長。1931 年9 月,在方石嶺戰斗中,率連隊襲擊國民黨軍第五十二師司令部,搗毀敵軍指揮系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全連立集體功,尹自勇立兩次大功,受到紅三軍司令部與政治部通令嘉獎。1931 年12 月,尹自勇調紅五軍團警衛營任營長。1932 年6 月,調教導團任團長兼政委。在1933 年春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尹自勇英勇奮戰,獲“獨膽戰斗英雄”稱號以及“模范黨員”稱號。中共中央主編的《紅色中華》、團中央主編的《青年實話》以及中央紅軍主編的《戰士報》均以題為“全軍積極動員起來,行動起來,向獨膽戰斗英雄尹自勇同志看齊”的文章,介紹他的先進事跡。

1934 年1 月,尹自勇出席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3 月,調紅九軍團任青年科長。后改任青年部長、軍黨委委員。10 月,隨部隊從會昌出發,開始長征。1935 年1 月,隨軍團黨中央代表凱豐赴遵義城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后,九軍團在遵義以南烏江以北地區單獨行動,牽制和打擊敵人,掩護主力南渡烏江,作威逼貴陽的戰略轉移。當九軍團完成牽制敵人的任務后,便日夜兼程追趕部隊主力。由于嚴重減員,尹自勇兼任軍團司令部偵察連政治指導員。1935 年4 月16 日,九軍團在貴州省大定縣( 今大方) 貓場宿營,翌日凌晨4 時,遭到黔軍劉鶴鳴部隊和地方武裝圍攻。尹自勇奉軍團參謀長郭天民命令,帶偵察連護送軍團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干部劉鶴孔等,越過險峻的雞飛崖,撤到安全地帶。然后與連長龍云貴率部到街口將敵人擊退。部隊交替掩護,撤到貓場西北部的絕壁梯子巖腳迅速攀上巖頂,架起機槍向敵人猛射,以掩護軍團大部隊從巖下通過。尹自勇帶領余部迅速向納雍方向追趕大隊。因不識路徑,加之深夜行軍,方抵納雍境內的翅龍頭時,誤走向西南。次日在納雍縣治昆區境內遇到土司蘇小云、安克勛武裝截擊。蘇、安意在搶奪紅軍槍支,未逞,遂脅迫、苗族農民300 多人將尹自勇部包圍。被包圍的紅軍因水土不服,為瘧疾所苦,又彈盡糧絕,處境異常危險。

當時水城有一個以苗族人民為主體的抗暴組織——齊心會,屢遭反動派鎮壓,總會領導人犧牲,組織渙散。縣境內董地齊心會首領王炳安聽說紅軍情況,派人與尹自勇聯系。尹自勇接受王的邀請,帶領余部,留下槍支,走出包圍圈,在董地齊心會會員的護送下,抵達王炳安處。兩人交談契合,歃血為盟,結拜為把兄弟。從此,尹自勇率僅存之18 人,裝扮成老百姓,幫助王復興齊心會。會員很快發展到千余人,積極開展武裝斗爭。1935 年8 月,尹自勇與王炳安提出“團結窮干人,打倒大土目”的口號,帶領齊心會會員,先后鏟除了董地、中壩、南開等處的土目多人,將區長楊煥南家糧食分給群眾,并處決無惡不作的水城民團團副鄧某,打死橫行鄉里的國民黨軍隊連長龔某。在水城、 赫章 等縣境內攻打區鄉政府多處,以繳獲的槍支武裝自己。又襲擊國民黨軍送兵部隊一個連,全部收繳其槍械,釋放所押解的壯丁。尹自勇等的除暴抗惡活動,逐漸擴展到 納雍郎岱威寧 諸縣境,會員發展到2 萬余人。水城的豪紳無不驚恐萬狀,向上級報告說: “不特地方團隊不敢攖其鋒,即大軍屢次進剿,亦未損其毫發。”

1937 年夏秋之交,中共貴州省工委派周賢與尹自勇接頭,計劃以米籮為據點,組建水城縣黨政組織、抗日武裝,以及“中共滇黔邊區工委”,并擬在1939 年底舉行武裝暴動,建立各項組織。尹自勇重任在肩,孜孜不息,但不幸于1939 年4 月,被國民黨殺害于米籮鄉簸箕寨,時年25 歲。

由于尹自勇犧牲較早,且在紅軍長征亂世途中,其身世、經歷以及在紅軍中的所作所為,后世便知道得很少了,庶幾乎湮沒。而他的家屬在解放初為了解先人身世向郭天民( 紅九軍團負責人之一) 、凱豐等人致函的事,亦僅為江西吉安地區部分人所知,也是在50、60年代歲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1984 年研究遵義會議這一課題時,對于凱豐曾于1954 年曾經致函過尹自勇家屬一事,可能不曾知曉,所以也就不知道1935 年1 月紅九軍團黨委委員尹自勇曾陪同過凱豐至遵義城參加過遵義會議一事。如果當年了解到這一重要線索,我想是會作一番調查考證的。當然,這些僅是我的一些猜測而已,不知事實是否如此。

寫到這里,很可能有人會問,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的“調查報告”里,遵義會議的出席者,主要依據于陳云寫于1935 年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這份歷史文獻中寫道:“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顯然沒有提到尹自勇。但陳云的這份“提綱”里,同時沒有提到鄧小平、李德與伍修權三人。而鄧小平的與會,主要來自80年代革命元勛們的回憶。作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伍修權,都能列入這次會議的參加者( 也完全應該),那么,在九軍團的主要負責人羅炳輝與蔡樹藩因戰事不能臨會的情況下,由九軍團黨委委員尹自勇陪同其中央代表凱豐出席這次會議,作為一個軍團的代表,也應該在遵義會議室里留下痕跡。管窺蠡測,臆斷妄為,書此就教于專家與讀者。

( 文中所引用歷史資料來自遵義會議紀念館與江西吉安黨史資料等)

( 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原館長)

——原載于《文史天地》2001年10期

選址

曾美將軍逝世

新中國開國將軍、 河北省軍區 原政治委員曾美,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1月31日在石家莊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逝世,享年101歲。

曾美,原名曾昭泰,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并親歷遵義會議。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新中國成立后5次擔任國慶閱兵副總指揮。

(2015年2月)2日下午,記者來到老人家中。院落里已擺滿了花圈,不時有人前來吊唁。曾美將軍長子曾江興說,2014年5月起父親開始住進醫院里,2015年1月31日凌晨4時許離開。作為遵義會議的記錄員,親歷了這一歷史時刻。老人生前熱愛生活,喜歡釣魚,攝影,“釣到大魚后會像個孩子一樣手舞足蹈”。

曾江興說,父親出生在中國有名的“將軍縣”江西省興國縣,對故鄉感情很深,經常會哼唱江西民歌《十送紅軍》,為紀念故鄉給他取名江興。老人生活簡樸,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嚴格,從來不搞特殊。

此前在曾美將軍百歲壽辰之際,記者曾到其家中采訪。當問及百歲愿望時,這位戎馬一生的老人用筆在紙上緩緩寫下“我希望世界和平”。

據介紹,曾美將軍的送別儀式將于(2015年)2月6日在石家莊殯儀館舉行。

曾美選會址

這次會議(遵義會議)的選址者就是后來的開國將軍曾美。而這一名字在現在的遵義會議會址一樓住房人員中,參觀者也能看到。

1935年1月,紅軍攻克遵義后,時任中央紅軍總司令部八名作戰參謀之一的曾美,隨中央縱隊駐扎遵義老城。

(1935年1月)10日,周恩來副主席對曾美下了一道命令: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參會人員較多,內容十分機密,讓他去找一所安全且大一點的宅院。

曾美接受任務后,挎上槍,尋找了起來。當他來到紅旗路80號時,見該幢樓房為兩層,系磚木結構、通體用灰磚砌成,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樓有走廊,樓層四面有柱廊。

經打聽,曾美得知這是貴州軍閥、時任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的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建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樓房面闊25.75米,進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積528平方米。因此時柏輝章正奉蔣介石之命在外攔截紅軍,這里只有一個看門人。

曾美說明身份后,看門人領著他走進宅院查看。見左側和南面是住房,右側有好幾個腌菜缸,再進去是個大廚房,中間是客廳,沿左側樓梯上去有一個大房間。“太合適了。”曾美由衷贊道。

當曾美將情況一五一十地向周恩來報告后,周恩來顯得很滿意,隨即下令總司令部作戰科搬進這所公館。樓下設作戰室,作戰參謀即在這里工作。隨后,紅軍的總司令部、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陸續進駐。

會議是從15日起在樓上召開的,接連開了三天。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始,一直開到深夜。開會時,曾美和另外七名作戰參謀,兩人一組輪流在樓下作戰室值班,值班過程中,如果不是緊急情況,就記錄在“陣中日記”上,只有緊急情況才能打擾樓上的領導。

值得讓人記住的是,八名作戰參謀為曾美、孔石泉,黃鵠顯、王輝、呂黎平、羅舜初、黃功發、謝漢初,當時沒有配備科長,他們既是總部的作戰參謀,又是中央首長的辦事人員,肩負雙重任務。

會議舊址

會址是幢磚木結構、通體用灰磚砌成的兩層樓房,建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原是貴州軍閥、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樓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樓有走廊,樓層四面有柱廊,面闊25.75米,進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積528平方米。

遵義會議會址 位于貴州省遵義市老城紅旗路80號。1955年,在遵義會議會址建立了遵義會議紀念館;1964年,毛澤東同志為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

紀念郵票

《遵義會議二十五周年》 紀念郵票

“遵義會議”紀念郵票(圖2) “遵義會議二十五周年”紀念郵票,便是有兩種印刷版別的第一套郵票。這套郵票,1960年1月25日發行,編號J74,全套3枚。郵票第一枚“遵義會議會址”和第三枚“強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澤東旗幟下永遠勝利地前進”則采用的是影寫版印刷。這是中國第一套有兩種印刷版別的郵票。第三枚“強渡金沙江”的圖案采用了中國畫家張漾兮和莊子曼創作的油畫,畫面再現了紅軍戰士渡江的戰斗場面,顯現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頑強性格和英勇精神。

《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郵票

1985年11月15日,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五十周年,郵電部發行“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郵票,編號J107,全套2枚。郵票第一枚“遵義會議”再現了遵義會議會場。第二枚“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喻示了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原畫作者:(1)劉向平(2)趙域;設計者:陳曉聰

《遵義會議八十周年》紀念郵票

2-2 遵義會議 2-1 遵義會議會址

2015年1月15日發行,1套2枚

志號:2015-3

圖序 圖名 面值

(2-1)J 遵義會議會址1.20元

(2-2)J 遵義會議 1.20元

郵票規格:60×30毫米

齒孔度數:13.5×13度

整張枚數:15枚

整張規格:210×180毫米

“遵義會議”紀念郵票(圖3) 版 別:膠印 防偽方式:防偽紙張  防偽油墨 異形齒孔 熒光噴碼

設 計 者:沈堯伊

責任編輯:沙志輝

印 制廠 :河南省郵電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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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来源

中文名
遵義
外文名
Zunyi Meeting
舉辦地點
貴州
開始時間
1935年1月15日
參會人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等
結束時間
1935年1月17日
主要成就
糾正{"inner_link":"博古","id":19452558}等人的“左”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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