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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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书》为 道家 黄老学派典籍的总称,黄老学派为道家黄帝之言与老学的合称。在春秋战国与 汉朝 初年,人们一般都说“ 黄老之学 ”,到了汉末魏晋这才有了 老庄 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 魏晋玄学 时代。

图书信息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 楚国齐国 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 黄老 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 黄老思想 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 文景之治 ”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 淮南子 》、 河上公 《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 西汉 道家多以 老子 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 汉景帝 之母 窦太后 “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 汉武帝 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黄与老不是联合使用的,典籍皆以黄帝命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 道家思想 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 形而下 的养生、方技、 数术 、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高目的性、操作性。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道家典籍中,有一类以黄帝故事为形式的书, “黄帝书和《 老子》 不同,它不是一种书,而是一类书。这类书的共同点是以黄帝故事为形式。它对後世的医学、道教内外 丹术 影响很大。当时的人为什麼这麼注重养生?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关,也和当时的知识背景有关。我们常常谈到《 老子》 中的养生之说、 杨朱学说 、稷下道家的精气说、 《 庄子》 、黄帝书,它们彼此之间的纵向联系,对它们的历时关系做出说明。其实它们横向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忽视。横向之间,存在著共同的知识背景,那就是数术方技之下的人道观念,对自己身体的注意。首先是天、地、人是个同心圆,有著共同的圆心,它们之间是平行的比拟关系。《 淮南子·精神》 把对人的物理特徵的描述与天地的存在特点联系起来 ① ,很好地说明了天、地、人之间的存在关系。所以治身与治国是一致的。如《 庄子·在宥》 中包含的依托於 广成子 和黄帝的对话,就是有关养生的类似记载,又如《 庄子·刻意》 载: “ 吹呴呼吸 ,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性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⑤ ; 《 淮南子·精神》 载: “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申, 凫 浴蝯躩, 鸱 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 ”⑥ 後者当是本前者而言,讲的是导引在养生中的作用。

在先秦 秦汉 , 《 老子》的传授有两套传授系统,即“刑名法术系统和养生神仙系统”③。之所以有这两种系统,一是当时作者创作时候的知识背景如此,二是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与之相同,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也是我们已经论述的黄帝书两大主题— — —政治思想和技术发明的具体细化的体现。这两种系统的具体代表,前者是《 韩非子 》 的《 解老》 、 《 喻老》 ,以及黄帝书中的刑名法术之说;後者的代表是河上公、 严遵 、张陵一派的解释系统。王明曾认为,自汉初到 三国 ,老学凡有三变:西汉初年主治国经世, 东汉 中至东汉末主治身养性,三国流行虚无自然之玄论 ①。这是对老学线性发展过程的评论,李零认为“其实我们倒不如把这三变看作老学固有内涵的展开过程,只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②。这个评价从老学的最初背景入手,讨论它内涵的变化问题,角度与王明不同。

从黄帝书的主体性质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献,但它代表了道家学说思想的下行方向,侧重於对现实生活(治国用兵)的思考,从而与 刑名法术之学 有了结合,体现了道家学说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 老子》 一书本身也有这样的与刑名法术学说结合的内容。比如它强调权术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等等,这些都为刑名法术之学者所喜。因此对《 老子》 的解读,仅仅从哲理角度来讲还是不够的,还要从它内容本身带给其他子书的影响入手,看看它当时现实实际价值指向。

其次,养生神仙系统中的黄老思想是先秦当时的知识背景的反映,这也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结合的一个点。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方式— — —依托,又加上古人书名往往以人名代替,所以即便真有黄帝这个人,但也不必依黄帝所处年代,固定认为《 汉志》 中的黄帝书一定在《 老子》 之前。

“黄老”并称,一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知识背景的相同。我们如今谈论“黄老”思想,要注意把数术方技之“黄”中的内容,与《 老子》 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 初学记》卷二二引《 黄帝出军诀》 讲到立五色牙旗之说, “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东,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黄牙旗引往中,此其义也” ;又曰:“始立牙之日,喜气来应,旗幡指敌,或从风来,此大胜之徵。 ”② 《 太平御览》 卷三三九引《 兵书》 载“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侯也” , “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东,赤南,白西,黑北,中黄是也”③。这个是五色配五位的例子。《 老子》 一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记载,如《 老子》 五十章载: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 兕 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五十五章载: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 虿 虺蛇 不 蛰 ,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 握固 。 ”④ 何炳棣认为这是滥觞於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避兵术”了 ⑤ ,另外,比如《 老子》 六十一章载: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 牝 ,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⑥ 这是借用方技知识中的男女交合的房中术来谈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强调处於下、守静的牝的重要性。 张家山汉简 《 引书》 载: “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 籥 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⑦ 此处所言,借用《 老子》 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说法 ⑧。前已说到,行气导引代表的方技知识是黄帝书的一个关注点,正是此点上,它与《 老子》 有了“接驳”。此外, 《 黄帝内经》 一书中也多有方技养生的思想,它在养生术语的描述上、表达内容上与《 老子》 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亦可参看。

黄帝书就知识系统而言,与《 老子》 的结合紧密一些,著眼於自己身体思考的时候更多,侧重於自身内部世界。而後世的河上公《 章句》 、严遵《 指归》 和张陵《 想尔注》 就是从这个知识系统对《 老子》 进行的解读。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黄帝书在道家文献中的位置。谈这个问题,其实也和前面的那个问题分不开。黄帝书的两大层面上的内容,使得它在道家文献中成为联系其他子书的中介。这种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知识结构上而言,反映了当时知识系统的分类。如果套用前面所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知识分层而言,刑名法术系统代表的是大传统,养生神仙代表的是小传统。黄帝书通过当时知识分层中的大传统,与其他子书有一定的联系,扩大了自身的知识边界;通过小传统,把当时的知识背景凸显出来,也联系了其他知识门派,或以此也让我们注意到其他子书背後这个背景的存在。所以共时时空下的黄帝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在道家文献中的存在,突破了传统以来道家文献的单一认识。

第二,就其目的指向上而言,黄老思想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刑名法术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道为刑名法术势产生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它们彼此之间的往复,又使得人主通过刑名法术的把握,完成了向道的回归。养生神仙系统关注的则是个人存在,它的理想存在状态,以道存在状态— — —因循无为、守静冲虚为标准。在这两点上,它与 儒家 要求的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状态不一样,儒家是以礼乐伦理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统治的手段,强调个人道德操守基础之上的完善人格培养。因此,在这两点上,两家实现的目的和手段,差别很大。

当今就道家这两个承传系统的差异来看,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体现了先秦秦汉共时时空中,知识结构中的不同分层而已。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治身与治国背後的逻辑是一致的, 《 淮南子·泰族》 载: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 ”①养神、养化为上,养形、正法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现特点为宗旨,清静无为,克己去智,逻辑的起点一致。刑名法术系统与养生神仙系统,就目的指向上而言,一治国,一治身,二者呈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归,所以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

黄帝书的出现以及它的意义如下:第一,是道家学说发展的自我调整的结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术在现实中运用的关心。而就道家文献自身体系中,黄帝书的存在而言,它为我们探讨与老子的关系,提供了不同於从哲理角度探讨《 老子》 的其他思路;第二,这种道家学说的自我调整,与先秦整个学术背景是相应的。《 庄子·天下》 载: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 诗》 、 《 书》 、 《 礼》 、 《 乐》 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① 《 庄子》 这裏点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史、经、子的产生问题。就存在的层次而言,是早期的王官之学到後期的诸子之学的变迁。而就诸子之学自身而言,儒墨是 显学 ,然後是其他诸子的渐次兴起和发展。黄帝书的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互动,它是先秦诸子学说交流过程中,兼收并蓄的结果。反映了先秦诸子在游学风气中,学术交流过程中,学说不专主一端,而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另外,即便是黄帝书的兼收并蓄,但由於相同知识背景不同的层面上的知识存在,它与其他诸子结合的层面也不一样,黄帝书与兵家的联系,与黄帝书与法家、名家的联系就不同。第三,又由於不同学说各自存在的独立性,尽管是频繁的交流,但不以抹杀一定学说的主体性为界限,所以又都有鲜明的学说特徵。金受申在《 稷下派之研究》 一书中认为稷下学派固然有“名法” 、 “道法转关”的趋势,但他们仍然应属於道家 ②。这种定性的原因就在於,它虽然在方法上撮名法而行,像儒墨那样积极用世,但要达到的目的效果,仍以道家的要求为标准。

从以上道及黄帝书的出现及意义的论述来看,基本上也就是 司马谈 《 论六家要旨》 所谈有关内容;同时,他的这个结论也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黄老的思想内容。他认为道家: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③ 就用世目的上,受儒墨积极用世的影响;在用世的方法上,受名法影响很大,强调君臣关系,刑名之重要;在用世的效果上,则又体现了对道存在状态及运行规律的自觉靠近。以上是对黄老思想中的政治思想的说明。而“大道之要”云云,则可以说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思想的另一层面上的内容的思考。另外,东汉王充《 论衡·自然》 连载: “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於为而物自化,无意於生而物自成。 ”① 则更多的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学说性质的界定。

金人铭

现存黄帝书《金人铭》与《老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明何孟春就指出这种对应,前辈学者如 黄方刚武内义雄 、郑良树等也都有论说。比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老子》:“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 ”;《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老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老子》:“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后之。”《金人铭》:“执雌持下,人莫逾之。”《老子》:“知其雄, 守其雌 。”《金人铭》:“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金人铭》:“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郑良树先生指出《老子》在 孔子 前成书并采用了《金人铭》,《金人铭》在孔子以后严重散亡窜乱。

《金人铭》是迄今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证据一,根据 刘向 《说苑》和《 孔子家语 》,《金人铭》是孔子之周观于 太庙 从金人背上抄录下来的。《金人铭》作为文献的出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不出于简帛竹书,而是铭刻在铜人背上,不存在后人涂改和增删的可能性,比之载于简帛竹书的文献,是最为可靠的。从这一点来说,所有上古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比《金人铭》更为可靠。《金人铭》作为孔子亲自抄录的文献,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载体、内容均十分明确,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极端重要的文献。孔子删《尚书》,《虞书》、《夏书》怎么来的我们不清楚,但《金人铭》怎么来的非常清楚,所以《金人铭》作为上古文献,比《虞书》、《夏书》还要可靠。这一点是古代所有的文献不能相比的。

证据二,《老子》一书多处摘引《金人铭》言论,老子并视《金人铭》作者为其“教父”(帛书本为“学父”),《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强梁者不得其死”为《金人铭》之言。从《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几乎整个《老子》一书都是在阐述和演绎《金人铭》的思想。

根据证据一和证据二,《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文献,证据确凿,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证据三,《 逸周书 》是重要的西周文献,其《 和寤解 》载: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 毕公高 。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贿无成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武王 所言“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证据四,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 阼 》的记载,武王从上古《丹书》中摘引作为席之铭的“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作为 楹 之铭的“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均系《金人铭》之言。据楹之铭所载,“毋曰胡残”、“毋曰胡害”、“毋曰胡伤”,和孔子所录“勿谓何伤”、“勿谓何害”、“勿谓何残”内容一致,但用词更为古老,《丹书》所载当系《金人铭》古本。

证据五,《六韬·守土》载:文王问 太公 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为人所害不径于世。”

贾谊治安策 》载:“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是知太公所引皆黄帝言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从商末太公与武王多次征引《金人铭》言论来看,《金人铭》在先周时期就已存在,《金人铭》亦是明确早于武王与太公的先周文献。

证据六,虽然我们不知道周太庙之金人立于何时,但它远远要早于老子和孔子是明确的。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认为,《孔子家语》金人铭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这个中国最古之铜像曰“古之慎言人也”,《金人铭》对这个最古之铜像而言都是远古时代的言论,《金人铭》之古老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当前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第二,文献论证。

证据一,《 太公金匮 》明指《金人铭》系黄帝之作。《太公金匮》载:武王问:“ 五帝 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馀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唐 马总意林 》卷一)

庄子 。徐无鬼》载:“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则以《金版》、《 六韬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女商是 魏武侯 宰臣。 魏文侯 三十八年(前387年),文侯卒, 魏击 即位,是为魏武侯(次年为魏武侯元年)。魏武侯在位16年,于 周烈王 五年 (前371年)卒,系战国初期。女商在战国初期将《诗》《书》《礼》《乐》与《金版》《六韬》相提并论,说明《金版》《六韬》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主要经典。《金版》即《太公金匮》,所谓太公金匮,就是铭刻于金版的太公言论。

历史记载

战国策 》卷22《魏策一》:“苏子引《 周书 》曰:‘绵绵不绝, 缦 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 苏子苏秦 ,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 太公阴谋 》。《 开元占经 》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 严可均 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 史记·苏秦列传 》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 司马彪崔撰 曰:“《金版》、《六 弢 》皆《周书》篇名。”《 银雀山汉墓竹简 》也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也即指太公之书。”(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 太公阴符 》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 汉志 》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太公金匮》,《 隋书·经籍志 》、《意林》、《 旧唐书·经籍志 》、《 通志略 》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 魏武帝 解)。”《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3卷,《 通志·艺文略 》:“《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 七略 》、《 汉书·艺文志 》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 伊尹 》、《太公》、《管子》、《孙卿子》、《 鹖冠子 》、《苏子》、《 蒯通 》、《 陆贾 》,《 淮南王 》二百五十九种,出《 司马法 》入礼也。”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吕望 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 沈钦韩 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 太公兵法 》。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 太公六韬 》。

钱大昭 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 祚 篇》、《 吕览 》、《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 縢 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 颜师古 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 仲尼 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西伯昌之脱 羑里 ,归与 吕尚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 叶梦得 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 埴 《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 薳 《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 四部正讹 》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 张良 得 圯 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 战国策·秦策 》,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 习学记言 》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 春秋 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 文韬 》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 群书治要 》、《 通典 》、《 太平御览 》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 西元 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 汉文帝 刘恒 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 王良 ”,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王霸 》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 鹖 冠子》、《苏子》、《 蒯 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托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 黄帝战蚩尤 ”之类数术书、“黄帝 素女 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近代出土书籍

黄帝四经 》,为中国战国时代的哲理典籍,文体押韵,久已失佚,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共有4篇:〈 十六经 〉、〈 经法 〉、〈 道原 〉和〈 〉,内容互异,并非成于一手。《 黄帝四经 》讲述人君治国之道,记述了战国时的一些格言和黄帝传说,哲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了墨家和法家,采纳天人感应之说,强调统治者要依循大自然之道,否则招致灾祸,书中亦有道家以弱胜强的理论。《黄帝四经》今有多个英语、法语或日语的译本,广受学术界研究。而《黄帝四经》、《 黄帝内经 》仅仅是其中之一二,怎么能仅仅根据她们就可轻易判定“黄老学派”的性质呢? 在没有发现“黄老学派”的全部著作,至少是其主要著作之前,也不宜对“黄老学派”加以全面评价,不可以因为《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就把整个黄老学派的内涵定为道法、 道医 一列。

中文名
黄帝书
定价
50
作者
道家
学派
道家黄老学派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