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

人物 | 歷史人物 | 官員 | 晚清時期外交家、散文家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齋,自署黔男子,貴州省遵義縣東鄉禹門人。黎皚第四子。早期從 鄭珍 學習,講求經世之學。清咸豐十一年(1861),貴州因地方戰亂停止 鄉試 ,黎庶昌北上赴順天府鄉試。時值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太平天國占據南京,清廷內外交困。是我國晚清時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歲喪父,家貧多疾,但卻刻苦攻讀,寒暑不懈。十四、五歲時賦詩作文,犁然成誦,在府、縣考試屢獲第一。二十一歲即成為府學 廩貢生 。一八六二年,因應詔上萬言書論說時事,受到朝廷重視,被賞為知縣,派往 安慶 聽候 曾國藩 調遣。一八七六至一八八零年,黎庶昌以參贊身份先后隨 郭嵩燾陳蘭彬 出使英、法、 西班牙 等國,開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動。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兩次以 道員 身份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臣,為促進中日友好往來做出了卓越貢獻。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編印了《 古逸叢書 》。

人物生平

合并圖冊 同治元年(1862), 慈禧太后 下詔求言。黎庶昌以廩貢生上《萬言書》,痛陳時弊,盡言改良主張。朝廷降旨以知縣補用,交曾國藩的江南大營差遣。入曾國藩幕,深得信任,黎庶昌隨營6年,與 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 以文字相交,并稱“ 曾門四弟子 ”。曾國藩調任,黎庶昌留江蘇候補,曾任代理 吳江 知縣、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榷務等職。

光緒二年(1876)起,中國向各國派遣公使。黎庶昌被薦,先后隨郭嵩燾、 曾紀澤 、陳蘭彬等出使歐洲,歷任駐 英吉利 、德意志、 法蘭西 、西班牙使館參贊。開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動。

在歐洲5年,游歷了比利時、 瑞士 、葡萄牙、奧地利等10國,注意考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風情等,寫成《西洋雜志》一書,成為清代黔北走出封閉“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光緒 七年(1881),擢升道員,賜二品頂戴,派任駐日本國大臣。黎庶昌時年44歲。三年后,回國丁母憂。十三年服闋,再度派駐日本。光緒十六年,任滿歸國后。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兩度以道員身份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臣共6年,凡外事活動,堅持維護 國家尊嚴 ,機敏果斷的處理日本出兵朝鮮事件,維護了中國與 朝鮮 的宗藩關系。使日期間,保護旅日華僑正當權益,也注重睦鄰友好關系,所受外交禮遇厚重。為促進中日友好往來做出了卓越貢獻。離任時,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餞行至數百里外。西方各國使臣嘖嘖稱贊,說這是使臣返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閑暇之時,黎庶昌廣交日本朝野文士,于 春秋 佳節,設文酒會,領首詩詞酬唱。詩作輯為 《黎星使宴集合編》共六集,存日本友好人士90 余人、中國使館人員及國內人士20余人酬 唱詩作數百首、文數十篇。黎庶昌的德行文章,深得日本人士敬慕。黎庶昌曾為日本漢學家藤野正啟作墓志銘。后黎之趙氏夫人去世,藤野之女藤野真子于日本 明治 二十四年為作墓志銘,情真意切,情同母女。碑刻現存遵義縣。

光緒十七年,黎庶昌任滿回國,任川東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曾出資創建云貴會館,舉辦 洋務學堂 ,培養出國留學人才。三年后, 中日甲午戰爭 爆發,黎庶昌奏請東渡排難,未能如愿。每聞戰事失利,或痛哭流涕,或終日不食,以致一病不起。慨捐廉俸萬金,以酬報國之愿。

光緒二十一年,家鄉大旱,黎庶昌會集在渝同鄉捐款白銀二萬兩,購米運 遵義 賑災。次年,遵義復旱,時黎庶昌已病回故里,聞訊,電請云貴總督救災,得撥銀2萬兩救濟。

光緒二十三年 冬,病逝于禹門沙灘家中,時年61歲。

教育理念

黎庶昌編印的《古逸叢書》 黎庶昌除了在散文創作、古籍整理及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之外,頗為值得稱道的是,他具有與時代同步前進的國際眼光,能夠將自己的見聞對照中國封建體制,提出改革中國封建教育的科學建議,并創辦“新學”付諸實施,可謂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其在不同時期對待教育的態度而言,大致可分為“尊崇傳統教育方式、形成教育改革思想、實踐教育改革”三個階段。

黎庶昌作為來自邊遠地區-貴州的一名文人學士,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自然也不可能超脫科舉考試的藩籬。因此,他12歲便師從楊開秀(字實田)先生學習傳統儒學經典文化和科舉應試知識。繼楊開秀先生之后,又師從伯父黎詢(字雪樓,晚號拙史)。雪樓先生曾在外為官,晚年辭官返家時用薪傣購買了大量古籍帶回沙灘,存于 鋤經堂 內并開架讓子侄們閱讀,黎庶昌當是受益者之一。加之表兄鄭珍、內兄 莫友芝 ,家兄庶燾、庶蕃,從兄兆勛等的教導、影響,使得他不僅開拓了閱讀視野,更形成了奮發進取、刻苦鉆研的良好品質,為之后參加科舉考試及向朝廷上《萬言書》(即《上穆宗毅皇帝書》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當時的大背景而言,黎庶昌發奮求學的根本動力還是為了科舉入仕,當時的他還是認同科舉取士這一制度的,所以對于以講授四書五經、以儒學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教育體制,他還是尊崇的。否則他也不可能以糜貢生的身份千里迢迢遠赴順天參加鄉試。再說,在他家境貧寒時曾遠離家小只身赴威寧擔任時任威寧州知州顧昆揚(字賦亭)家的塾師,他的教授內容及方式方法當也是圍繞科舉考試內容,因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可能有人聘請違背 科舉制度 的塾師教育自己的孩子。

因此,可以說黎庶昌26歲之前,亦即《上穆宗毅皇帝書》(1862年)之前,對于科舉取士的制度、對于封建私塾圍繞科舉考試而開設的教學內容還是尊崇的。

黎庶昌 隨著閱歷的不斷開拓,加之自身及才華橫溢的內兄莫友芝屢次參加科舉考試的失敗,黎庶昌逐步認識到科舉制度埋沒卓越人才之弊端,并因此而引發了他深刻的思考。1862年朝廷頒發求言詔書時,處于落寞潦倒的黎庶昌依據廣大士子之情況及中國時局,以“干犯天威”的膽量,剝繭抽絲般地將當時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陳述出來上呈朝廷,這便是《上穆宗毅皇帝書》。在上書中,黎庶昌明確指出人才對于國家興旺的重要性,同時客觀地指出了科舉考試存在的弊端。

這些大膽的進言,實質上是指出朝廷選拔人才不得其道,是對當時教育制度的理性思考。他還進一步分析了正是因為科舉考試存在這樣的弊端,才形成了“士不講修齊平治 詩書禮樂 ,而專講 小楷 詩文”的不良風氣,從而向朝廷提出招攬賢才的建議:“講取士之法,寬用賢之格,宏聽言之路延攬天下賢”。

雖然他的這些言論與當時的整個風氣不合,但還是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被授予官職,但是由于其上司的進諫,他被發到曾國藩處接受檢查。

后來隨著對封建的教育制度很多切身的體會和出訪外國所見所聞,黎庶昌逐漸形成變革體制、興邦強國的思想,于是他再次上書朝廷,獨抒己見,提出若干改革國策的意見和建議,并創辦學堂將其教育改革之構想付諸實施,在傳統教育基礎上,開設外語、講授自然科學知識,這對于當時處于風雨飄搖中的中國清朝政府及教育情況的實際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黎庶昌早在《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時便已提及在中國開設“絕學”,其時朝廷“ 洋務派 ”已經開始掀起“ 師夷長技 以自強”的 洋務運動 ,官方還興辦了“ 京師同文館 ”等一批洋務學堂,這些洋務學堂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沖破封建傳統教育中只學四書五經的藩籬,將外國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知識、技能等內容納人學堂教育,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科舉教育制度。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駐德、意等國參贊和駐日公使,后又返回國內任職,耳濡目染,中外對照,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對教育的態度理所當然受到洋務運動的影響,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學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圖付諸實踐之中。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歐諸國并出任駐日公使之后,認真考察、詳實記錄了西歐各國及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情況,編成《西洋雜志》一書,書中對畫院,競技,學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記寫。鑒于官方創辦的洋務學堂較少且大多集中于京師的實際情況,黎庶昌在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后,個人出資在重慶創設川東洋務學堂,“聚穎秀之士凡二十人肄業其中,習中文、英文、算學三科”,英語、數學為主科,聘請飽學且通洋務者為師,甚至自己親自授課,講解東西洋各國概況或講授古文等傳統文化。

這已經是他上書朝廷建議開設“絕學”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說明他對改變封建傳統教育體制之事是牢記于心、志在必行的,只要有機會,就會具體實施。受洋務運動的影響,加上自身游歷諸多國家的經驗,他不僅將自然科學引入課堂教學以培養實用人才,而且還在自己開辦的川東洋務學堂里選拔優秀學生赴倫敦留學,開西南學子留學之先例,川東洋務學堂將算學等內容直接納入課堂教學。是在洋務運動開辦的洋務學堂的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對后來包括 京師大學堂 在內的一批 國立大學 的興辦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隨著教育內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語及自然科學、技術等內容先后納入教學范疇,在很大程度上開拓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他們實際操作技能。辛亥革命的‘大將軍’、《革命軍》的作者 鄒容 即肄業于黎庶昌先生在重慶創辦的川東洋務學堂。

外交理念

以文化為紐帶走出國家

前排右三為黎庶昌 黎庶昌與他同時代的外交官一樣,在時代風云的推動下,不僅走出貴州的崇山峻嶺,而且走出國門,邁向世界。成為近代為數不多的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行列中的一員。就清代的外交官當中自郭嵩燾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務派和 維新派 ,如曾紀澤、 李鳳苞 、薛福成、 黃遵憲 等。黎庶昌似乎沒有被劃歸什么派,他的興趣也確乎不在政治、經濟方面。訪書、編書、著書、刻書都是文人學者“當行”的事情。正是這不經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獨特的外交風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為紐帶,通過深切體察駐在國的情況,了解駐在國的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努力做到彼此認同,再以這種認同感為基礎,與駐在國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誼,以期達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風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 。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形成發展并且成熟的過程。未出國前,黎庶昌受社會輿論和 儒家 “夷夏之辯”的影響。視西方各國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過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國政教民俗、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況。不僅使他大開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視之為“夷狄”的成見。對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發達以及經濟的繁榮,進而產生向往的傾慕之情。這一時期,黎庶昌以其實際行動來證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風格。即編撰了《西洋雜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雛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時,黎庶昌與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漢學的朝野文士對黎庶昌的學問、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與黎庶昌結識為榮。紛紛將詩文集請黎庶昌審正,賜序。黎庶昌對日本文士熱情接待,坦誠傾談。與不少人結成了莫逆之交。并從中獲取了一些可貴的外交事務情報。這一時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

外交風格的締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當時的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作為這一外交風格的締造者,對黎庶昌來說!他自始至終都是以一個文人的姿態充當外交使節。本著“經世致用”的目的,去游歷西歐各國以及日本。在游歷過程中,他以一個文人獨有的眼光側重于駐在國的國政民俗、社會生活、交通途徑、風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對于一個文人外交家來說,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對于本國以及他國文化的掌控能力。這樣,就更應該在對待外交事務中掌握駐在國的文化,以期達到相互認同,圓滿地完成外交事務。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這樣一種文人氣質,鑄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為了救亡圖存,必須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對迅速變化的世界由無知變為有知。這個大勢就包括 世界地理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后者,在內,掌握這一大勢可以試圖使用各種方法。黎庶昌在這種時代的召喚之下,走出國門,為其創立文化外交風格提供了客觀條件。

第二,就黎庶昌個人來說,他是一位學識淵博,力主“經世致用”的學者。他具備厚重的 儒家文化 的積累。同時,眼光開闊,極富遠見。他以自己的學術成就和文名得到駐在國的欽佩;以其高尚的品格獲得了駐在國的友情和敬愛。為其創立文化外交風格提供了主觀條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歐洲初見端倪,而在日本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其根源在于西歐文化是與中華文化相互抵制的。對于一種不同于中國文化的西歐文化,黎庶昌只能從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華,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歐文化,繼而了解西歐文化。在其《西洋雜志》一書中詳細記載了西歐各國的文化以及風俗,但未與上層建立親密關系,而在與中國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開花結果。日本自漢唐以來,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極大,加之,當時的日本學術文化界仰慕華風的余溫尚存,這一切都成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產生的土壤。

藏書大家

兩次出使日本期間,留心自唐、宋、元、明以來,在中國失傳而流失到日本的舊籍。凡在國內失傳的,不惜以重金求購。不愿售者,則付資影印。對藏之于日本宮廷秘閣的珍本,則以大使身份求之于官方派人去影印。如是收集經年,先后得26種,共200余冊。同時對 楊守敬 在日本大量采購古書,極為贊賞,楊守敬為他起草一篇《日本訪書緣起條例》,遂多方勤奮搜求,許多為國內久已絕跡的古代逸書殘本。如《 文館詞林 》、《 太平寰宇記 》等,又有很少見的宋刻《 老子 》、《 荀子 》等。他曾說秘本珍笈是乃公器,愿與天下學者共之。于光緒中由楊守敬協助,匯輯刻印成《古逸叢書》共200卷,收書26種,多為國內所沒有的唐、宋、元版古籍。又經楊守敬評校,刻印極精。 潘祖蔭李鴻裔 見到后,拍案稱絕。 葉昌熾 記其刻書“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可與宋本相媲美。家有“拙尊園”積書2萬卷,編有《拙尊園存書目》,按照經、史、子、集、叢書五大類分類。長于古文辭,有描述國外風光的散文。

主要作品

黎庶昌手跡 黎庶昌的文章多經世之言,其出使外國紀游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間,曾搜羅典籍,刻《古逸叢書》26種共200卷;為家鄉購南藏本佛經全帙6771卷;又與日本友人以詩文唱和,刻《日東文讌集》3編,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頗有貢獻。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編印了《古逸叢書》。這部書共二十六種計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務之余,將我國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貴古籍,以高級紙張影印編輯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館詞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等。這對我國古漢語、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極為有用的。

一生著述達20多種。已刊行者有《拙尊園叢稿》(6卷)、《西洋雜志》(8卷)、《丁亥入都紀程》(2卷)、《海行錄》(1卷)、《遵義沙灘黎氏家譜》(1卷)、《黎氏家集》(40卷)、《黎星使宴集合編》(6冊)、《曾文正公年譜》(12卷)、《全黔國故頌》(24卷)、《續古文辭類篡》(28卷)、《古逸叢書》(200卷)、《古逸叢書敘目》(1卷)、《宋本〈廣韻〉校札》、《春秋左傳杜注校刊記》(1卷)、《 青浦縣志 》(33卷)(此志由青浦人熊其英編纂,而創議修志并籌集經費者是黎庶昌)。另有未刊書稿多種,多已散佚。

軼事典故

黎庶昌 說起黎庶昌,不得不說起“ 沙灘文化 ”,說起“沙灘文化”,就要說說沙灘這個地方。

沙灘位于貴州遵義縣新舟鎮沙灘村,沙灘的得名,來自于村前那條叫安樂江的河流。安樂江顯然不能像大河一樣,有一瀉千里的氣概和大浪淘盡石沙的力量,它只是一條纖秀而碧藍的小河,悠閑地從村前緩緩淌過,于是淘不盡的沙堆積了起來,天長日久便成了一個四面環水的美麗沙島。

在長江上游無數的大支流小支流中,有無數這樣美麗的沙灘,靜靜地睡躺在河流上,或偶有人涉足,感嘆一句,或百年千年無人問津,只是漁翁的稍息之所。可是當一個沙灘有了文化內涵,這個沙灘就不僅僅只是躺在一條自然的河流上,它已經屹立在了人類歷史的長河里,受萬人矚目。

沙灘是一個神奇的 小山村 ,它后枕子午山,前流安樂江,方圓不過十里,在晚清百余年間,卻從這里走出了幾十位著名學者。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西南巨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是為“沙灘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譽為黔中“清代三賢”。沙灘學者們在文學、經學、書法、音韻訓詁、農學、醫學、考據學等領域精研求索,產生多方面的重大影響。

“沙灘文化”歷史地位的確立,是浙大學子的研究成果。1940年日軍侵占江浙,國立浙江大學 竺可楨 率師生西遷貴州遵義辦學到抗戰勝利。在遵義辦學的7年中,浙大史地系教授 張其昀 、譚其驤、 錢穆張蔭麟任美鍔 等多次到沙灘考察、拜謁三賢故居和陵墓。 豐子愷 先生也在沙灘作畫多幅,配以詩文,匯刻成《子午山紀游冊》。浙大學者認為沙灘曾是全國著名的文化高值區,名動海內外,學術傳承數代,形成了一個成就斐然、影響深遠的文人學術群體。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將這一特殊地域人文精神及成就的總和命名為“沙灘文化”。

黎庶昌故居 黎庶昌便是“沙灘文化”杰出的代表之一,早年他師從鄭珍,又入曾國藩幕僚,深得信任,名列“曾門四弟子”。后黎庶昌以參贊和道員身份出使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國,開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動。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除了他的著作《拙尊園叢稿》6卷、《丁亥入都記程》、《西洋雜志》8卷、《黎氏文集》12種36卷、《孔詩》、《 續古文辭類纂 》等外,還編印了《古逸叢書》,這部書共26種200卷,是我國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貴古籍。

黎庶昌幾乎周游了世界,可以說閱盡了人間美景,可在晚年他還是要落葉歸根的,在他心里,沙灘是最美麗的地方。

歷史評價

羅文彬 說:“其言多經世意,主實用”(《拙尊園叢稿》跋)。黎庶昌為文長于敘事,宗法 桐城派 ,嘗編《續古文辭類纂》,闡發桐城義法,推演《 經史百家雜鈔 》的宗旨。但他晚年所作紀游之文,自由抒寫,明潔動人,并不全受桐城義法束縛。除《西洋雜志》外,《 卜來敦記 》、《巴黎賽會紀略》、《游日光山記》、《游鹽原記》、《訪徐福墓記》等,都有一定成就。羅文彬評其文:“特有奇氣。雖大旨遠祖桐城,近宗 湘鄉 ,而不規規一格。”頗為中肯。

主要影響

黎庶昌志在用世,自稱“雅不欲以文士自期”(《青萍軒遺稿序》)。所以他論學為文,力主“因文見道”(《答趙仲瑩書》)。光緒十年,曾向清廷上《敬陳管見折》,主張整飭內政,酌用西法,修鐵路,練水師,興商賈,走強國富民之路。惜未能被采納。

在新疆問題上,堅持應該維護主權,反對 李鴻章 放棄新疆,支持 左宗棠收復新疆 。為了防俄,三次寫信給曾紀澤,主動請纓,要求深入西伯利亞,中亞腹地考察,表示為此“不惜驅命”。

黎庶昌為文長于敘事,宗法桐城派,嘗編《續古文辭類纂》,闡發桐城義法,推演《經史百家雜鈔》的宗旨。但他晚年所作紀游之文,自由抒寫,明潔動人,并不全受桐城義法束縛。除《西洋雜志》外,《卜來敦記》《巴黎賽會紀略》《游日光山記》《游鹽原記》《訪徐福墓記》等,都有一定成就。

引用来源

中文名
黎庶昌
國籍
中國
性別
出生地
貴州遵義
出生日期
1837年
去世日期
1898年
民族
所處時代
清朝
代表作品
西洋雜志》、《古逸叢書》等
主要成就
外交家
主要作品